合并之后，各省的地域范围和行政程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社区和企业在应对这些变化时可能面临挑战。
6 月 12 日，国会正式通过《关于 2025 年省级行政单位调整的国会决议》。据此，全国共有 34 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中包括 6 个中央直辖市和 28 个省。
28 个省：高平、奠边、河静、莱州、谅山、乂安、广宁、清化、山罗、宣光、老街、太原、富寿、北宁、兴安、宁平、广治、广义、嘉莱、庆和、林同、多乐、同奈、西宁、永隆、同塔、金瓯、安江；以及
6 个中央直辖市：河内、胡志明市（HCMC）、顺化、岘港、芹苴、海防。
有 11 个省市因地域面积、地理重要性或客观制约而未作调整。
转向服务型行政模式
此次行政改革连同更广泛的立法改革，带来了国家治理的根本性转变。尽管短期内存在实施方面的挑战，但以往以行政管控为核心的理念已被以服务为导向的新思维所取代。例如，民众和企业如今可在任一乡级服务中心办理行政手续，而不再受限于本地范围。无论涉及哪个部委或地方，均可通过一站式国家公共服务门户网站在线办理行政手续。
合并后的新胡志明市被重新定位为南部超大都市区的核心，在功能规划上整合了周边的工业、物流和港口地域（尤其是平阳和巴地-头顿，即便行政合并仍分阶段推进）。
随着地域尺度重塑，该市的功能区域如今涵盖此前由不同省份管辖的制造业带、深水港和物流走廊。以城市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得到强化，交通、土地利用、投资促进和数字基础设施实行统一规划。合并后的规划空间支撑起一体化的产业供应链、金融服务和国际物流，使胡志明市成为越南首个真正的超大都市。
合并使地方国家设计从“城市-省”转向城市-区域治理，减少了省际碎片化。
新兴区域增长极：海防模式
合并后的新海防市构成港口-工业超大城市走廊。在越南北部，海防与海阳等相邻工业地域的整合，体现了强化红河三角洲港口-工业轴线的战略举措。
一体化之后，行政工作更加集中统一。港口管理，
工业分区和物流规划在单一区域主管架构下统筹协调。主要港口（沥县）、高速公路和工业园区被作为一个统一系统进行规划，而非彼此竞争的省级资产。实质上，合并后的实体为制造业、物流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呈现出更清晰的价值主张。
中部转型：岘港模式
新的岘港市是中部区域城市模式的代表。岘港与广南的合并重组了越南中部的治理结构，将一座服务导向型城市与周边的土地、遗产和工业区结合起来。
合并之后，发展空间得以扩展。岘港获得了长期城市与工业扩张所需的土地和人口。旅游（会安、美山）、工业、物流和城市服务在同一行政框架内规划。由于统一行政减少了重复、改善了城乡地区的服务供给，公共服务效率得到提升。
在此类区域枢纽城市模式中，合并纠正了空间制约并释放了发展能力。
然而，这一配置背后的逻辑并不止于数量上的减少。
差异化的领土整合路径
新地图体现了差异化的处理方式：
部分省市被合并，通常形成更大的区域单元。
另一些则保持不变，原因通常是面积较大、具有战略重要性、受地理条件制约或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这种选择性做法表明，目标并非任意整合，而是构建在行政上可行、以发展为导向的领土单元。
规模升级：多省合并作为增长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越南在某些情况下采用多省合并，而非简单的两两整合。这表明其意在打造规模足够大、可充当区域增长引擎的省份，使其能够比以往更有效地协调基础设施、产业政策和土地管理。
向两级地方政府结构过渡
领土合并与越南转向两级地方政府结构密不可分，该结构包括：
省级，以及乡/坊级。
在此模式下，县级行政在职能上被取消或大幅缩减，其职责向上划归省、向下划归乡。
这一重组意味着行政架构的深刻变化。县级历来是土地管理、建设许可、社会政策实施和争议解决的关键中介。取消县级的目的是：
- 减少行政层级；
- 加快决策；以及
- 消除官僚瓶颈。
然而，这也给省和乡带来了更大的运行压力，它们必须在不新增复杂层级的前提下承接新的职责。
内部行政整合
在新合并的省份内部，治理结构经历大幅度的内部整合：
人民委员会重新组建，以管辖更大的地域范围和更多元的社会经济状况。
省级各部门（计划、建设、自然资源、交通、工贸等）被合并或重组，以对应新的地域范围。
领导层安排必须整合来自原各省的干部，由此带来层级关系、协调配合和机构文化方面的问题。
实施挑战与制度摩擦
这一内部重组是改革中最复杂的环节之一。合并在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引发短期扰动，尤其是在原各省的行政做法、数据系统和组织文化存在差异的情况下。
领土改革作为发展战略
除治理机制之外，新的领土架构被明确界定为一种发展工具。规模更大的省份被期望：
- 规划和融资大型基础设施；
- 协调产业集群和物流网络；以及
- 更整体地应对环境和土地利用挑战。
实际上，省级合并改革力求使行政地理与经济地理相契合。这一契合能否在实践中实现，将取决于合并后的环境中规划体系与投资决策的协调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