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行政变革进程涉及多个主体，包括政治局、政府、国会和主要部委，每个主体负责改革的不同方面。
综合宏观管理
如《第18-NQ/TW号决议》所述，越南重组的一项核心原则是向综合宏观管理转变。在这一模式下，各部委和部级机构被重新定位，主要聚焦战略、制度和政策层面的职能，而非日常微观行政事务。
具体而言，各部委承担政策制定、法律与制度建设、行业战略、规划以及长期发展计划等宏观管理职责。其职责还包括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提供指导、开展检查与监督，并依法处理违规行为。
为支持这一方式，相互关联、相互衔接的行业经审查后被整合到单一部委之下。这一调整旨在消除监管碎片化、减少政策矛盾，并提升各行业国家管理的整体效能与效率。
制度过渡：法律与法规
现行法律、法令和部级通知均围绕旧的部委架构设计。许多法律文件必须同步修订，在新的法律框架完全协调统一之前，会出现暂时的空白或重叠。这一过渡不仅是技术性的，也是结构性的。随着各部委整合职能，整条监管链条被重新划归，这意味着负责发布、解释和执行法规的主管机关可能同时发生变化。
因此，在过渡期内，企业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同一项规定在形式上仍然有效，但在实际管理上已由与以往不同的机关负责，这要求企业对相关程序审慎地重新核实。
内部组织&人力资源
大量组织单位被撤销或合并，最初裁减了 13 个总局、519 个司、219 个处和 3303 个科，导致领导职位和公务员的大规模重新归类。这带来机构记忆暂时流失的风险，尤其是在业务执行层面。
重组需要人事重组，包括公务员的重新分配、调动及其他流程。有关机关已推出一系列支持机制，例如退休方案、财政补助及其他流程，以缓解改革期间可能出现的裁减所造成的影响。
“重叠期”期间的跨机构&跨行业协调
在过渡性重叠阶段，旧单位仍部分运作，而新单位尚未完全履职，企业和地方主管机关可能无法确定哪个机构对特定审批或服务具有权限。此时需要明确的过渡期指引，以避免行政瘫痪。
部委数量更少、权力更大，以及总局层级的终结
重组最显著的成果之一是形成了一个规模更小但权力更大的中央政府。越南的新政府模式包括 14 个部和 3 个部级机构，是由原先 18 个以上实体合并而来。
同样重要的是部委内部总局层级的取消。此前，部委通过三个行政层级运作：部、总局以及司或处。在新模式下，各部委仅保留两个核心行政层级，从而精简内部层级、减少官僚层次。
尽管已被正式取消，“总局”一词仍出现在有限的行政场景中，例如在政府办公厅内。
2025年2月26日《第40/2025/ND-CP号法令》也从实务层面体现了向新体制的过渡。从该法令可以看出，原隶属总局的省级市场管理局被划归人民委员会。在省级工商厅之下而非总局之下设立市场管理分局，表明总局这一建制实际上已被取消。
这一结构性简化旨在加快决策、明确责任、强化部委权限，同时尽量减少行政重复与内部碎片化。
对大型项目与行业协调的影响
整合为更少的部委也改变了跨行业项目的处理方式。此前，大型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能源或工业发展领域的项目，往往需要多个职责重叠的部委之间进行协调。
在新结构下，这些项目更可能在一个“超级部委”内部处理，这可能缩短机构间协商时间，但也会使监管自由裁量权集中于更少的机构主体。
放权与更严格的监督和反腐败控制
重组还推进了一种更大力度放权与更严格监督相结合的模型。随着业务权限日益下放至更低层级，监督机制也在加强，以确保合规、纪律与问责。
这一做法与越南持续推进的反腐败运动密切相关，该运动在国内常被称为“烧炉子”，用以比喻系统性地清除国家机关中的腐败、不当行为和履职不力现象。政府方面将这场运动描述为制度净化的积极驱动力，对官员形成履职压力，同时清除不达标者。
通过将放权与有力的检查、监督和纪律机制相结合，政府力求在防范权力滥用的同时，保持行政灵活性与有效性。
“发展中的安全”：将国家安全与经济规划相结合
新治理模式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发展中的安全”原则。这一概念强调将国家安全考量纳入经济规划、行业战略和发展政策。
重组并未将安全与发展视为彼此分离的领域，而是将安全思维嵌入长期的经济与制度规划之中。这体现了越南的观点：可持续发展需要政治稳定、社会秩序，以及抵御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的能力，这些风险包括经济冲击、地缘政治紧张和系统性脆弱性。
通过使经济治理与安全要求相协调，越南力求确保增长、现代化和制度改革以稳定且可控的方式推进。
